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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话题:挪用公款8亿为何只判15年

2018-01-31 14:40:47 来源:新文阁 编辑:jian

导读 : 昨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高山案”宣判,被告人高山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引来全国各地网民唏嘘声一片,可见网民对判决结果的...

  昨日,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高山案”宣判,被告人高山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引来全国各地网民唏嘘声一片,可见网民对判决结果的不满和疑惑。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高山被轻判呢?

  8亿只判15年,究竟轻不轻?

  2000年至2004年间,时任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负责人的高山伙同李东哲等,从支行26家存款单位的账户里转出了276笔存款,总金额高达28.9亿人民币,截至2005年案发时,尚有8.02亿无法追回。2004年底,高山等几名嫌疑人潜逃至加拿大,2012年8月回中国自首。

  1、与过往挪用公款罪判例(如祝均一156亿数罪并罚仅18年)相比,15年似乎并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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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当然非首个因挪动公款案而引人关注的官员。在高山案之前,2011年原中华全国供销总社财务部预算处处长刘林祥挪用公款达4亿,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挪用公款案件的金额记录成为舆论焦点,最终判决为有期徒刑10年。 唯一量刑超过15年的是2008年3月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挪用小城镇保险基金达158.56亿元(截至社保案发前尚有124.21亿元没有收回),判处有期徒刑18年。但其是以数罪并罚,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罪。

  2、而与财产犯罪中普通民众动辄无期、死刑的定罪判刑相比,15年确实比较轻

  相比而言,大家所了解的普通民众财产犯罪判刑过重。2006年,山西人许霆利用银行的ATM取款机发生故障恶意取款17.5万元人民币,广州市中级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及追缴17.5万元发还广州市商业银行。引发舆论关注后,经上诉后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2008年,就在祝均一挪用158亿却被判18年有期徒刑的后一天,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小姑娘”非法集资案作出一审判决,非法集资7亿元的被告人杜益敏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那么,潜逃加拿大的高山为何被“轻”判?1、从外交因素来说,高远“回来”是有关部门与其达成某种“协议”结果,轻判并不奇怪

  海洋法系的加拿大,和“大陆法系”的中国不同,在引渡问题上奉行人权至上的“条约前置主义”,即只有事先与相关国家订立了引渡条约,才能向对方请求引渡相关人员。 而中国与加拿大并未订立引渡条约,所以不能直接向加拿大申请引渡外逃人员,造成了中国追捕加拿大外逃贪官的困难。

  2012年高山回国自首之时,其在加拿大的法律顾问任立三向媒体表示,高山此举的原因,并非是在加拿大的诉讼出现问题,而是在与中国当局达成某种“协议”后,“通盘考量”下的“最佳选择”。至于达成何种“协议”,加拿大政府是否介入,任立三不愿多谈。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分析,高山要回国自首,与中国政府最起码会达成三个层面的协议: 一是不会被“处死;二是对高山的“刑期”,若是“自首”则有减少的空间;三是重大案情的坦白,比如赃款追回等,以换回“自首”减刑基础上的再减刑。

  2009年9月22日,首例加拿大遣返中国经济嫌犯邓心志,因“具有自愿接受遣返及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自首情节”,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此前的一审中,邓心志以合同诈骗罪被北京市一中院判以无期徒刑。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邓心志的辩护律师在庭审过程中拿出了中纪委领导的讲话为支持:对外逃贪官遣返的要争取按照自首处理。参照先例,高山被从轻判决并不“令人吃惊”。

  2、从内部因素来说,高山被轻判根本还是在于国内挪用公款罪司法实践的问题

  挪用公款罪名第一次被明确使用时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7年出台的《刑法》在此基础上修改制定了挪用公款罪,还根据单位类型的不同规定了其他各具特点的挪用公款犯罪。1998年,《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挪用公款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作了明确的规定,增强了挪用公款犯罪的可操作性。

  而当贪贿、挪用金额成几何级数字不断攀升、以亿为单位时,挪用公款罪的量刑,根据中国现有法律的规定,情节一般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因挪用公款罪判无期徒刑者;而根据《刑法》对有期徒刑的期限的规定,除数罪并罚和死缓减刑外,不超过15年。换言之,挪用如此巨额公款私自外借,即使无法归还造成国家数亿的损失,最多被囚15年。

  如此犯罪成本小、经济效益大,贪腐官员何乐而不为?刘林样案中,海淀检察院也认为当事人将巨款借给朋友公司以从中赚取私利,已发生的3100万元利息是否应追加贪污罪追究刘林祥刑责?如果不那么法律追究不是等于“放大抓小”了吗?

  正因如此,一些“精明”的官员深谙中国法律体系精髓,他们刻意地“回避贪污受贿,代之以挪用侵占,以便在事发后获得从轻处罚”。相反,国外许多国家的腐败犯罪,并没有对贪污与挪用进行具体区分,也没有明确把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标准,公职人员只要侵占了公共资产,不管是意图永久性占有还是临时挪用,不管数额多少,都面临被治罪的风险。

  其实,高山被轻判也反映国内职务犯罪普遍判刑过轻的问题

  单从高山案的个案来说,李东哲犯票据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东虎犯票据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500万元,罚金人民币50万元。同为主犯的高山还偷换存款单位预留印鉴、伪造转账支票,仅被指控挪用公款罪,实在值得商榷。

  杜益敏案和祝均一案由于二者判决结果的极大反差和判案时间的接近在2008年曾引发舆论热议,学者张田勘在《中国青年报》质疑极具代表性,他认为,“一个是非法集资7亿元判了死刑,一个是挪用公款158.56亿元,却被判18年。后者所涉及的金额是前者的22.6倍,但获得的惩罚却远远轻于前者。而且后者所导致的损失是,截至案发前尚有124.021亿元没有收回。另外,后者是数罪并罚才判18年,而前者只是一个‘集资诈骗罪’就判死刑。”作者据此提出了“难道集资诈骗这个罪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要远远大于受贿、挪用公款以及滥用职权加在一起的罪恶吗?”的疑问。

  当然,杜益敏案和祝均一案还有不同的情节,而不能以损失、受贿、贪污的金钱数额为唯一的量刑依据,但是审判者应当向公众明确地解释,有哪些情节足以让毁掉158.56亿元和受贿160万元的祝均一,比诈骗7亿元的杜益敏罪恶更小?

  事实上,不仅仅只是挪用公款罪量刑过轻,职务犯罪者免刑、缓刑、轻刑化一直为人所诟病。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检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这也就意味着,近七成的职务犯罪者最后都没有真正坐牢。

  第2915期 本期责编 闻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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